【编者按】《光明日报》2010年7月30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我院院长涂成林研究员的专访——《“进城赶考”需创新思维》，对我国当今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与展望。现将专访全文转载如下。

对话缘起

光明日报讯 日前，近200名地级市市委书记、市长和直辖市区委书记、区长从全国各地汇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参加市委书记、市长“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专题培训班，学习如何提高领导城市科学发展的能力。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至60%，将有接近2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中国城市化最为快速的高峰发展时期，如何总结经验，少走弯路，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

记者：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46.6%，从国际经验看，城市化率在45%至55%之间是最为快速的高峰发展时期，您怎么看待中国城市化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

涂成林：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不过，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众多人口日益向大城市聚集、农村地域转换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只是城市化过程的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城市化过程也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这是城市化过程的质的提升，这才是城市化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知道，城市化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经过100多年的城市化历程，已从“集中化”迈向“分散化”的后城市化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则是十分曲折和反复，20世纪初至50年代以前，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发展很不均衡，像上海这类沿海城市实现了快速扩张，而其他地区则发展缓慢。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不仅导致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还实行“逆城市化”政策，诸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

所以，我认为，我国真正的城市化进程是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同步的，从1979年到2009年短短的30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17.9%飞跃到46.6%，平均每年增加近1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其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78年到1991年以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体制改革为双重驱动的起步阶段；1992年到2000年是以大规模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建立开发区为特色的全面推进阶段；自2001年起延续至今是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与转型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提速，您怎么评价中国城市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涂成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21世纪将由两大力量或两个基本因素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力量，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幅提升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7.3%，1978年为17.9%，2009年就达到46.6%。第二，城市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布局也日趋合理。1949年，我国当时的132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0个；1978年底，全国设市城市192个，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13个。2008年，全国655个城市中，市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122个，占18.6%，50万-100万人口城市的有118个,占18%,50万以下的有415个,占63.4%,城市布局相对合理。第三，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中原（郑州）、福厦、成渝、山东半岛、长株潭等诸多城市群（圈），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书记”制订的规划刚开始实施，换了“李书记”上台又推倒重来。千万别小看“规划”这种文字游戏，这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来配套的

记者：有人戏言，中国的城市化是“王书记建，李书记拆，张书记来了再重来。”这一说法虽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部分现实，说明了这种“翻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个别城市确实客观存在，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涂成林：你说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而且不是一两个个案。坦率地说，“王书记建，李书记拆，张书记来了再重来”可能涉及的还只是某一区域、某条路或者某个建筑物，更可怕的是，一些官员热衷于搞大规划，做大动作，提大口号，“王书记”制订的规划刚开始实施，换了“李书记”上台又开始制订新的规划，然后一切又推倒重来。千万别小看“规划”这种文字游戏，这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来配套的。常言道“一个和尚一道符”，但是，“换符”的和尚可能确实风光了，浪费的却是纳税人的钱，是宝贵的社会资源。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看。从宏观层面上看，主要有以下问题：一是我国城市化的目标和方向需要反思。如果我国的城市化不是迎合长官意志，不是为了树政绩工程，那么就应该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同的目标，其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二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差异继续拉大。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中部地区刚刚跨过40%的门槛，而西部地区还在30%徘徊。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差距达到了20个百分点，最高的省级差异上海与西藏相差约70个百分点。三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形成了严重的发展障碍。一方面，城市的发展抽走了农村的壮劳动力，使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的天下，造成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人口无法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地位，成为“边缘人群”，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病”与“农村病”。

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是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和稳定性。城市建设往往“因人设事”，朝令夕改。这样的城市化与其说是建设，还不如说是破坏更为恰当。其二是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同构性、同质性特征明显。在中国，不论南北东西，不管历史人文传统，城市建设都是造高楼，千城一面，城市化变成了“造城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其三是城市生态遭到破坏，环境污染问题非常突出。最后是城市人文精神丧失，城市文化品位越来越缺乏。城市发展与文化越来越脱节，一些城市领导一味求新求变，导致城市的自然性、生态性不见了，传统文化继承、传承缺失了，最终使城市沦为毫无生活意义和文化品位的“石屎森林”。

“进城赶考”，不能光喊口号，乱树目标，要有全局、宏观、战略性考虑，要真正确立“以人为本”原则，按照“科学发展”思路来进行

记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50%，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5%至60%，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以上，到时将有接近2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您认为如何才能完成如此严峻的“进城赶考”挑战？

涂成林：我国城市化是一个牵动世界神经的世纪工程，也是关涉千秋万代的历史伟业。要完成如此严峻的“进城赶考”任务，我们不能光喊口号，乱树目标，需要有全局的、宏观的、战略性的考虑，要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按照“科学发展”的思路来进行。

一是要确立全局性思维，重点发展中西部城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未来20-30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要树立全局性思维，不仅要保持城市化的高速度，也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与内涵；既要致力于东部地区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也要继续推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二是要坚持创新性思维，通过制度创新，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等已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拦路虎”，要加快制度创新，解除对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的限制，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还要完善政策环境，逐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软件配套问题。

三是要推广绿色思维，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步伐。城市化如果不注重环境和生态建设，那就是低质量、低水平的城市化，就是失败的城市化。在保护城市环境方面，再多的投入也不过分。

四是树立民本思维，加快城市惠民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要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公共设施建设的融资模式，最大程度地满足市民交通出行等方面的需求，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