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上午，我院与市外国专家局、《城市观察》杂志社在广州大厦国际会议厅联合举办了大型交流讲座“全球城市：东京的经验”。邀请日本城市研究专家、原明治大学副校长藤田直晴教授和明治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市川宏雄教授发表主题讲演，介绍东京的城市发展经验。讲座由我院院长涂成林研究员主持，我校副校长徐俊忠教授最后做了精彩的点评。广州市各政府部门近100名公务员以及广州大学等高校师生共200多人参加。

据藤田直晴介绍，东京有三个层面的范围，一是从市内看，东京是包含23个区的城市。二是东京都的概念，日本有47个省级行政区域，东京都是其中之一。三是首都圈，包括以东京为中心的半径为50公里的区域，由八个省级单位组成。首都圈即大东京圈。东京圈占日本国土面积的3.6%，人口占27.5%，GDP占日本全国的31.7%，这个城市规模是世界最大的。2007年的数据显示，东京圈的地域经济总量占全球第七位，超过加拿大，从东京都来看，占全球第12位，超过荷兰。

藤田直晴认为，全球化的冲击，对城市空间的构造也有很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劳动力的流动程度、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的流动是影响城市空间再构造的要素。比如，不同国家的人群在城市里会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地，这会对城市的构造产生影响；比如，金融业集中的地段会形成CBD区域，也会对城市的空间结构造成影响。因此，需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虑城市的发展。

藤田直晴提出，东京与其他国际化城市的区别在于，东京的城市功能偏经济，而伦敦、纽约等城市更偏重国际性。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经济受政治的影响，再加上信息的集中，许多大公司都把总部设在东京。日本500亿日元以上的企业七成集中在东京。城市人口达到一千万以上，就会形成多个副中心，东京也形成了多个核心区。东京也经历了城市中心的变化，以前的商业中心是涉谷、新宿。日本1985年开始全球化进程，泡沫经济后，很多企业总部开始迁到地价较低的地方，城市中心慢慢发生变化。

藤田直晴还提到，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的比重如果很大，就说明这个城市的综合功能是比较强的，更接近全球化城市。这些产业在东京是是比较集中的。而生产性服务业、信息、知识密集性产业集中，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指标。东京这些产业的比重，信息通讯占48%，学术研究，专业技术服务28.6%，房地产占22.3%%。可见，尖端性产业，在东京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这也是东京成为全球化城市的重要原因。

市川宏雄在演讲中提出了城市的均衡性发展问题，他认为，对东京来说，各种资源过度集中，东京圈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增加，而其他地方的发展则受到限制，要如何实现均衡性发展，对政府政策制定能力是很大考验。在日本，中央政府、大都市、地方三者的关系表现为，由东京创造利益，交由中央政府，再由政府分配给地方进行建设。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政府主导，如果政府没钱，就会出现无法维续的情况。日本财政对东京的依靠是很大的。平衡的发展，日本也一直都在考虑。同样，韩国也有首尔问题，首尔过度发展，导致地方发展受限。在中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农村发展怎么办？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市川宏雄认为，大城市需要对其他地方进行返还。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国会已经形成地区均衡发展思路，提出工资倍增计划，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实行。但这仅在大城市实行，与其他地方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后来，大城市发展与新兴城市发展并进，周边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形成城市圈。

市川宏雄提出，在人口上同样也存在均衡的问题。东京圈有3500万人，从1954年开始到2009年50年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多。东京的三次人口高峰出现时，地方人口同时则达到最低点，说明人口在向大城市转移。1960年日本三大城市圈人口与地方人口的比1：5，而如今已达1：1。而从东京圈内人口移动的变化来看，1990-1995年，市中心人口减少而郊区人口增加，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人口只能向郊区扩张，这也造成工薪阶层上班时间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2000-2005年，效区人口减少，而中心人口增加，因为长期以来中心地区人口减少，造成地价降低，人们又可以回到市中心居住。这个现象称为城市中心的重生。

市川宏雄还认为，从世界城市比较看，东京的地位是很危险的。上海和北京，从整体来说排到10到15位，经济方面较强，进入前10，文化交流也在上升，研究开发、居住、环境、交通的便利性来说较弱。但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善。从亚洲城市来看，东京的经济、研发、环境较好，新加坡的文化交流、居住、交通条件较好。据他预计，到2030年，在GDP排名上，新加坡等城市会超越东京，其他排名也会发性变化。5到10年后，上海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务投资城市。